一
在《后现代状态》的结尾处，对正义女神的呼告突如其来――这一呼告多少有些廉价。至少利奥塔尔也要分担这样的诘难：对于欧洲哲学家来说，这个“正义”太过不言自明了。然而，这也有其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之处：因为正义本来就只是欧洲事务。在这个呼告之前，利奥塔尔所倡导的
当然，也是回到哥伦布启航以前。在《后现代状态》这本书里，反美主义始终是一个潜在主题，尤其是前几章对以资本为最终动力的可通约性、理性主义作为大叙事的恐怖以及名为市场的中介系统和技术官僚统治等等不动声色却更显激烈的抨击，都使利奥塔尔看上去与另一脉络中的批判思想家――主要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关于他们立场和姿态上的相似之处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论述）――并无二致。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不无必要：他（们）对英美传统的拒绝，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尤其考虑到这部“知识报告”的成书年代，情形就越发清楚：这还不仅是指八十年代以降法国（也是欧洲）知识界经历的巨变，在这一巨变中，“六八”一代的思想资源即使没有完全耗尽，也已蜕变太多；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英美新自由主义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以迅雷之势不战而胜。写作此书的利奥塔尔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而一种新的断代将因为这本书而获得命名。该书结尾对于“小叙事”、临时契约、局部共识的祈望，已然预示了欧洲统一计划的推进和欧盟的最终产生。这与其说利奥塔尔先知先觉，不如说他的写作本身表征了这段历史的症候。美国这个他者形象一直都潜伏在《后现代状态》的字里行间，但又始终未被言明，这恐怕不仅是出于利奥塔尔的不屑，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欧洲的哲学和历史都要为此负责。
这听上去颇像是某个新版的俄底浦斯故事。只不过欧洲很快就尴尬地发现自己是处在拉伊俄斯的位置上――他生养了一个弑父者。难于解释的是这个故事的悖论效果：理性对自身倒戈（父子二人都是因为遵循着理性的引导才被构陷于那个神谕的）。这恰恰形成了对于一个连贯和整一的西方文明的反讽。正义女神只可能现身于历史的连续性解释不通的地方，现身于悲剧主人公被构陷于“历史的诡计”的时刻。她的现身，从来不是为了实现超越于罪与罚之上的公理，而仅只是为了复仇、惩戒，为了兑现法律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履行的公平原则――她总是姗姗来迟，做出一副早已等在那里的姿态现身于理性精神的穷途末路。拉伊俄斯死于他自己的弃婴之手，而俄底浦斯则刺瞎双眼然后自我流放――正义只会以血腥、残酷与恐怖来宣告剧终。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更像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里所谴责的那样：“在人们需要他们的时候，神明却总也不来。”（当然，这里说的新版俄底浦斯故事将是个例外：布什总统要求正义女神哪儿也别去，以便能够随时随地在他身上附体显灵――难道还有比美国更适合充当正义化身的吗？不过这个正义的实现手段还需稍做变通：自我流放被替换以侵略扩张，刺瞎双眼被改作了视而不见。）
二
或者可以选择《马克思的幽灵》做延伸阅读。为什么共产主义的幽灵是在欧洲徘徊？又为什么这徘徊恰好标志着欧洲的存在？诚如德里达所言，欧洲统一计划的伟大戏剧是以正义的隐秘在场为前提的――她不是这出戏的主角，甚至不是它的演员，但她总是有必要躲在脚灯底下充当着提词员。然而对正义（Ｄｉｋｅ）的吁求，恰恰是对维系某种断裂（ａｄｉｋｉａ）的指令。这是利奥塔尔和德里达真正的悖谬之处，就像哈姆雷特的那句慨叹――“时代整个脱了节！”――凑巧是在“环球剧院（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发出的一样。这也是欧洲的悖谬之处：它是在发现世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欧洲得以存在的必要性只能来自于外部世界，来自于那个“脱节”划定的疆界。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整一的、实在的“欧洲”，就仍然不得不求诸于神话：那就是古希腊传说中从腓尼基跑到西边去的那头小母牛，它的名字叫“欧罗巴”。即使在这样一个神话里，那个由外部划定的疆界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忽视的：东方出现了。
不过，东方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成全了欧洲。成问题的是美国，因为它很难能被“知识”化。对于西方的传统或者说延续性而言，美国恰好就发生在那个断裂之中。“言必希腊”和“自新大陆”是同一个历史进程，也是同一个历史叙事――一个欧洲的必要性正建基于这两难之间，即内部的统一和外部的断裂之间。还有比祖述希腊更大的神话吗？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本人前仆后继地推进着颠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工作，而且看上去成绩斐然。例如在断裂和连续之外，德里达贡献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延异，或者在这个语境里，即幽灵。但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任何一个不曾身陷其中、不会执迷于古希腊之伟大遗产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古典摹本的幽灵性质。难道我们不是也可以对德里达的那一段话（其本身也是引文）做一个戏仿吗：古希腊生成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生成了新世界――最后是新世界生成了欧洲联盟……
与此同时，最近的若干年里，哥特式文化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回潮，也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一现象中，它的反文化的气质，和它如此轻易就被组装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的情形，尤其显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关系。至少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善／恶冲突正被重新利用和服务于历史书写――我们只要看看《魔戒Ｉ》里面那个邪恶的法师造型何其酷似哈马斯领袖亚辛，就能明了这一点了。曾遭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双重压抑的中世纪文明，正被重新唤醒。虽然它的导向尚未可知，但是毫无疑问，它将改变西方文化的遗产分配，并由此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它的继承人。（美国人争夺这份遗产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把它投射到未来。这样做不仅是要掩盖对美国而言，中世纪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本身的空虚――美国不需要起源于古典，它只要起源于古典主义即足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还掩盖了另一个历史事实：与中世纪相对应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是比中世纪还要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那块大陆上曾经居住着另一个文明――一个高度发达但后来惨遭灭绝的文明。）
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前景――或者说“小叙事”――是否可以借重基督教的遗产而重新焕发活力，以发展出一种新的有限度的、有疆界的普世主义？还是只能求助于以断裂为前提的正义女神，并且接受和不断解释那个断裂（美国）乃是延续和整体（西方文明）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的荒谬？――这种困境，这种哲学、理性和知识的焦虑，在历史的责任未曾确认（自然也就更谈不上清算）之前，都只不过是欧洲事务。
三
让我们看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它们同欧洲问题紧密相关。第一件事是有目共睹的：欧洲宪法遭到欧盟主要倡导者之一法国的否决，已经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困境。而几乎同时，曾在是否出兵伊拉克问题上，以“正义”的名义拒绝裹挟在美国全球霸权中的德维尔潘出任法国新一届总理。就此可能提出的诘问是（请原谅这种对德里达的庸俗化的理解）：正义女神的幽灵们――比如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场合下的布什、普京、希拉克和施罗德――是否也都值得维护？
而第二件事则更耐人寻味，它说明足球――它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民间文化――远比祖籍奥林匹斯山的正义女神更能代表欧洲的形象。欧洲冠军杯决赛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来自英格兰的利物浦队和意大利的ＡＣ米兰队进行了一场堪称经典的巅峰对决。土耳其这个自中世纪晚期至今一直被视为欧洲内部的他者的国家，突然竟成了一座跨越了宗教、民族与政治等所有矛盾的坚固桥梁，一夜之间便连接起了英吉利海峡这道欧洲历史最深的沟壑。如果我们依此再稍稍展开联想，体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味将更加丰富而有趣：比如土耳其足协曾一度试图脱离欧洲加入亚足联，以便更容易地争取到世界杯参赛资格；还有就是去年雅典奥运会之前的欧洲杯上，持外卡参赛的希腊（它与土耳其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且曾是二十世纪前期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最终夺冠，从而创造了一部“现代希腊神话”――正是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幽灵，仍在保佑和维系着世界历史的整一和连续性，在那些本来断裂乃至应该要求断裂的地方，处处可见正义女神的幽灵在忙着弥缝粘合。
